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亞馬遜海運貨代經濟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中國的亞馬遜海運貨代企業走出國門，國外的亞馬遜海運貨代企業也涌進國門，中外亞馬遜海運貨代企業的競爭更加激烈。
在該時期，中國沿亞馬遜海運貨代輸市場尚未對外開放，中外亞馬遜海運貨代企業在遠洋運輸市場上進行較量。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國遠洋運輸公司是中國唯一一家擁有遠洋運輸船隊的企業，以本國的對外貿易運輸為主要業務，在中國政府的保護主義政策下與國際班輪公會展開競爭，一直處于主動地位。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亞馬遜海運貨代體制改革，在亞馬遜海運貨代經濟中的政府權力收縮，這僅是對內改革的表現，那么，對外是否改革?在中外亞馬遜海運貨代企業競爭中中國政府的權力是否也在收縮?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1980年11月，國務院召集國家經委、國家進出口委、交通部和外貿部認為建立起一支遠洋船隊，托運部門對外簽訂合同，要充分利用國輪，并且引人第三方進行監督，國家經委、國家進出口委每季檢查一次執行情況。從這次會議看出，中國政府在改革開放之初對國輪實行保護主義政策，在對外貿易運輸方面仍然沿襲舊制，通過外貿部和交通部的船貨平衡會制度協調安排運輸計劃，采用行政手段保證國輪的貨源。
此次改革與1980年改革的不同之處在于不僅提出原則性的要求，還作出更為詳細的任務指標。例如，它規定今后進出口亞馬遜海運貨代量總額中，我方派船份額要保持60%~65%，其中進口70%~75%，出口39%~44%，主要大宗貨物的份額要有具體規定：進口糧食、礦砂95%以上，化肥67%~72%，鋼材75%~80%，食糖75%~80%，木材10%~15%，雜貨60%~65%；出口原油20%~23%，成品油38%~42%，煤炭13%~15%，雜貨76%~78%，針對有些地方亞馬遜海運貨代公司和開展外貿業務的公司不使用國輪運輸而租用外輪的情況，1985年8月15日，交通部頒布了規定，指出“除中國外貿運輸公司（含中國租船公司）和中國遠洋公司在必要時可以租用外輪外，其他單位不得擅自租用外輪”。實質上，這是中國政府排斥外輪、保護國輪的一個體現。80年代中期，國際市場經濟蕭條，航運不景氣，競爭日益激烈，中國遠洋運輸公司出現貨源不足、經營艱難的嚴峻局面，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鵬指示：“世界上所有國家，沒有一個國家不對自己的船隊采取保護政策。我們也要堅決地對國輪實行保護政策。
”在1986年2月召開的全國口岸工作會議上，李鵬再次強調：“我國目前已形成一支擁有1700萬噸運力的遠洋船隊，其規模在世界上也是數得著的。因此，在外貿運輸中要千方百計創造條件，充分利用我國船舶，發揮國輪的作用。”國務院口岸領導小組則明確規定了中國進出口外貿物資運量中國輪運量必須達到的最低限額比重，并建立了定期檢查分析制度。辦法提出，為了保護中國國際亞馬遜海運貨代業，對外貿進出口貨物的運輸，經貿部門要充分考慮到利用國輪，保證完成我方派船和國輪承運的份額。
從事國際亞馬遜海運貨代的輪船公司，要為外貿提供安全、優質、價廉、方便的運輸服務，做到不挑航線、貨種，并保證完成應承運的份額，要改善經營管理、降低運輸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為國家多創外匯。從1979年至1988年，中國政府對本國亞馬遜海運貨代企業持保護主義政策，反映出亞馬遜海運貨代體制改革對企業內部而言政府權力在收縮，而對企業外部而言政府權力猶存。政府權力的收縮不是全線而退，而是實行內外有別的策略，對內收縮，對外不變。
在國家政策的保護下，中國遠洋運輸公司的實力提升迅速，以集裝箱業務為例，1985年，擁有20艘集裝箱船，共28.9萬載重噸，14151TEU，在世界集裝箱亞馬遜海運貨代公司中排名第20名；擁有52艘集裝箱船，共1034746總噸，68918TEU,TEU量較1985年增加3.87倍，世界排名飆升至第5名。第一次提出貨代、船代業務全部放開經營，對外貿進出口貨物的運輸不再執行中國貨載保留份額。從此，中國政府對國輪的保護政策有所松動，政府對企業的干預逐步減少。
